於兩個敵托邦中政權創造了許多的慣常，而百姓總能把那些定律倒背如流︰在《1984》中扭曲如「戰爭是和平，自由是奴役，無知是力量」的口號又或是「二加二等於五」的真理不容置疑；《美麗新世界》中更是打著新文明的旗號洗腦般推崇物質、享樂至上的生活，務以這些定律箝制人民思想。思考，是讓人察覺慣常的不常，且引領人們走近上帝心意。基督新教也是始於馬丁路德質疑當時成為慣常的天主教會的聖經詮釋，繼而重新提出並發展出往後基督新教的神學。當我們認真求問時，思考能發掘新的問題，對今天的定律和事實抱持一種懷疑的態度，才可揭破當今主流論調所塑造的虛幻。拒絕沉醉於慣常，才使人更願意追求一個更加美善的世界。今天不但要向荒謬的政權說「不」，這一年眾人高呼著：「被擄的終會得釋放」、「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1] 等冠冕堂皇的慣常字眼時，我們有否細嚼思考當中意味？筆者不是質疑話中的神學／立場，卻想提出若我們習慣囫圇吞棗，這些語言最終只淪為用作洗腦之口號。習慣被洗腦，也容易接受以後所見成為慣常的荒謬，也容讓政權及一切意識形態於以後不費工夫地改造我們的思想。若淪落至此，我們遑論去為世界帶來什麼的改變。用宗教語言來說：就是保持思考使我們察覺世上的罪惡，叫我們遠離那惡者，且更願意尋求上帝的更新。

上段提出一種更新、成長、進步的思維；可惜，眾人，包括筆者，不如先賢有過人的洞察力，也受限於狹隘的視角中，能夠透過思考而防禦性地抵擋我們陷於更大的罪惡當中已是難能可貴。著名政治學家Hannah Arendt 經已提出就二戰後「耶路撒冷審訊」提出「邪惡的平庸性」的概念。該審訊對象是一位名叫艾希曼的納粹將領，他負責與猶太人聯絡，並在大屠殺中安排運送猶太人往集中營。他雖然也認同當時主流要驅除猶太人的聲音，但他並不憎恨猶太人，與大奸大惡、心理變態完全扯不上任何關係；而他執行了命令去協助殺害猶太人就像一個普通人的想法︰只求仕途晉升﹑執行軍令﹑奉公守法。但這些都不是開脫罪名的理由，艾希曼仍然要負上殺人犯的罪名，因著於政治上服從等於支持。若這天我們處於他的位置，當社會視某個族群為敵，當違抗軍令帶來危險，順從帶來安穩，殺害某個族群也看似沒不妥當時，難道我們又真的會選擇反抗嗎？願意思考當中的道德問題，保持對道德的覺察力，或於此重新喚起我們良知；或許在跳進罪惡裏頭之先再掙扎多一會兒，結局可會不一。

誠然，以一己之力去抵擋洪流無疑是螳臂擋車，《1984》和《美麗新世界》的主角們最終也是不敵龐大的國家機器；於現實中我們更大多是被主流媒體／論調牽著我們的鼻子走，鮮能提出獨到的見解。故此，於保持思考之外，Arendt更補充道：「我們判斷是非對錯時，關鍵在於我們選擇的同伴……如果不願或無法選擇理想的學習典範或同伴、不願或無法決定如何與他人建立關係時，這便形同一塊絆腳石，單靠人類無法撼動這塊絆腳石，原因是構成這塊絆腳石的並非人類或人為動機，這就是邪惡的可怕與平庸。」求善的群體能帶給我們作出良善選擇的覺察、勇氣和動力；而當中與人真實和緊密的關係更讓我們更願意穿上別人的鞋子思考，因著與人連結的愛，我們或更願意作出利他的選擇。 如此，面對今天的景況時，我們也可問自己今天所身處的群體能否成為他日面對善惡兩難局面的支撐；若答案是否，今天你又能為該群體帶來什麼的轉變？